1950年3月初的一个阴天，嘉陵江边的南充还带着冬末残冷，码头上飘着稀薄雾气。此时，刚从重庆西南军政大学结业的高文宪提着军用皮箱南京网上配资，心里反复琢磨新任命——去南充民航站协助修复被炸坏的跑道。跑道他没见过几条，心中的忐忑却像江水一样没完没了。
抵达川北行署招待所时已近黄昏，门口站岗的士兵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夹克棉衣，静静注视来客。高文宪在旧军队里见惯了肩章、袖章，现在却看不出眼前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兵，便谨慎而僵硬地停步。
院子里转出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军人，脚步轻快，脸上带笑。对方先开口：“找谁啊？”语气像邻家大哥。高文宪赶紧答：“韦杰司令员约见。”对方点头：“跟我来。”说完抬脚进屋。
房间陈设跟县城的小客栈差不多，一张方桌几把旧椅。中年人让座后才淡淡道：“我就是韦杰。”简短一句，让高文宪心口猛跳。他生怕方才的拘谨失了礼，正要解释，韦杰却谈起河南地形，聊起林县山路。话题随意，却消解了初见的尴尬。
说到太行山敌后游击，韦杰语调微扬，提起夜行军时百姓送粥的细节，眼神亮了几分。高文宪听得出神，忽然想到母亲曾提起过“太行五分区那位韦司令”，便接上去讲老乡熬小米粥救急的旧事。两人一来一往，气氛由生疏转为亲近。
夜色压下来，韦杰收回回忆，声音变得严肃：“南充机场炸痕还在，跑道要抢修。你学过防空，有组织概念，去那儿能派上用场。”高文宪小声辩：“航空我不熟。”韦杰摆手：“技术能补，态度要先到。”短短一句，将去向定下。
临别前，韦杰叮嘱：“明晨六点再过来，路上事多，早点出发。”高文宪应声。第一次，他感觉“命令”里夹着商量味道，跟旧军阀部队的“上对下”全然不同。
第二天黎明灯光微弱，院子里吉普车冒着白汽。驾驶席旁坐着另一位年轻面孔——川北军区政委胡耀邦。胡耀邦伸手：“高同志，辛苦了。”劲力十足的握手，让高文宪手背微热。车厢还有两名女兵，抱着工具卷、测量尺。
车行半小时，拐进镇口一家简陋早点铺。灶台冒香气，胡耀邦卷起袖子自己提壶打豆浆；韦杰拿大碗，徒手抓油条装满几份。木桌上瞬间摆好热腾腾的早餐。高文宪愣在门边。两位上级动手，自己却两手空空，这在旧军队简直不可想象。
胡耀邦抬头笑道：“快来，凉了不好吃。”一句朴素招呼把高文宪从怔神中拉回。他坐下，双手捧碗，豆香与油香交织，暖意直冲胸口。旁边女兵低声说：“咱部队讲尊干爱兵，更讲兵兵互助。”短短一句，像给这顿早餐做了脚注。
之后数日，南充机场现场勘查展开。跑道边的弹坑深浅不一，机库屋顶残破，草木已长到腰际。高文宪带小组丈量、记录、绘图，连夜赶方案。资料不懂就请教技术员，缺材料就跑地方政府协调。韦杰三天两头驱车来看进度，胡耀邦则在工地边支起简易办公室，同民工一起搬石灰。
有意思的是，工程队里一半是解放军工兵，另一半是原国民党机场勤务。身份不同，干活时却拎同一把铁锹。遇到争论，胡耀邦常一句：“先把事儿弄明白，别把人想复杂。”言语朴素，管用得很，队伍多年形成的隔阂被慢慢磨平。
四月中旬第一段新跑道浇筑完毕。夜里，检验灯光沿线点亮，犹如一条发光的尺子。高文宪站在尽头，耳边全是机器轰鸣。韦杰走到他身旁，拍肩说：“看看，这就是交给你的考卷。”高文宪点头。“没想到能在解放军里做成一件像样的事。”他低声道。韦杰回应一句：“革命队伍啥人都有，只要肯干，路就摆在那儿。”
五月初，第一架运五试降成功。南充城内鞭炮声此起彼伏，百姓自发来到机场围栏外观看。高文宪将试飞记录递给胡耀邦。胡耀邦翻几页，抬头微笑：“跑道合格，你们可以关灯休息了。”夜风吹动他的短发，灯下背影并不高大，却稳得像根桩。
在川北短暂的几个月，高文宪见到的不是口号，而是司令员端着热豆浆，政委提着油条。这些细节让“官兵一致”四个字具体可触，也让一名旧军官真正明白队伍为何凝聚。几年后，高文宪回忆当初，他说过一句：“那顿早餐把我彻底留在了人民军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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